帝国迷梦：伪装为展演的政策与被再现为自然的意识形态
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就在日本列岛进入稳定的工业化阶段的同时，由宇田川榕庵在1822年发起的人与动物在分类学意义 上的区别成为大众文化渴望和痛苦的源头。1897年，宫内省同意为“活的动物战利品”筹建一次公开展览，该展览也促成了上野动物园自1882年对外开放以来的头一轮重要扩张，动物园的展览文化由此开始发生转变。
到1912年明治末期，上野帝国动物园的不锈钢栅栏就再也不是由国家主导的将日本文明与野蛮动物的 象征性威胁隔绝开的前沿标志。相反，对大多数人来说，动物园的展览转而标志着疏离自然世界的起点，这种疏离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看上去已经威胁到它所界定的人性本身。
《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
[美] 伊恩·J.米勒 著
张涛 译
光启书局 出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8月
当日本开始断断续续地、粗暴地转向工业化和帝国权力控制之时，动物园也将 “自然”和野生动物的形象向外投射到了殖民地前沿，这些殖民 地远离拥有类似上野动物园等机构的城市，甚至远在日本乡野的 寻常村落之外。也正是在殖民地，在帝国尚待“开化”的边缘地带，参观者们在努力从现代生活的混乱中寻求慰藉的同时，也被敦促着去观看和体验。战利品展是上野动物园充当帝国文化传导者这一新角色的最 露骨的表达。展览场地建在动物园中心花园上方一个树林覆盖的 小山坡上。在那里，围栏里满是数十只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捕获或 征用的动物。日本军队在这次冲突的主战场朝鲜“游猎”所获的 野猪，被关在俘获自同一大陆的鹿的旁边。在展览现场，孩子们 可以拿小树枝喂纯种军马，这些军马或是在战斗中充当日本军官 的坐骑，或是供那些应征入伍人员的妻儿使用。骡子和驴则被应 征人员用于运输补给。由于得到来自明治天皇个人财库的公开支 持，战利品展也标志着上野动物园开启了自身缓慢的殖民扩张， 上野公园西侧邻近的一些机构都被吞并进来了。一时间，在帝国 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结合地带，上野动物园风光无限。在 1897——1937 年间，上野动物园的占地面积翻了两番以上，年度参观人数翻了四番。
居于一个日渐壮大的殖民地动物园和收藏网络的核心位置，上野动物园的收藏也随着国家海外扩张的脚步不断增加，从而为参观者提供了有关日本帝国野心的日渐丰满的具体形象。就 在管理者们在动物园的世界和帝国野心之间明示某种关联的同时，他们也在促成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帝国迷梦”（dreamlife of imperialism）的东西。最开始是石川千代松，然后是他的继任 者黑川义太郎和古贺忠道，上野动物园被再造为一个帝国的梦幻之地，一个将事实和虚构小心翼翼地混合起来以服务特定政治 目标的地方。“动物战利品”和从殖民地收集来的物种，被放在 与日本帝国实体没有丝毫关联的动物旁边一道展出，所有这些安 排都是为了诱发出一种让人踏实的秩序感和受到教育的些许兴奋 感。现代帝国要想成功的话，必须生产出一些类似天堂的观念，或者是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整套的理念、憧憬和象征，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够覆盖不同的社会群体，唤起普遍的赞同、忠诚或 奉献，动物园于是成为教育东京孩子及其家庭的急先锋。而这又使得帝国主义看起来充满了趣味。
自 20世纪 30年代早期开始，参观者们漫步于动物园精心修剪的园子，透过新式的不带栅栏的围栏观看里面看似自由活动的动物，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帝国 的实然图景，而是管理者们心目中的应然图景：理性、仁爱、多趣、有益。
上野动物园描绘出一个世界，其中外来珍稀动物被国家和它的代理人挪用来服务都市观光客，这些代理人通常是身着标志性的实验室白大褂的科学家，或是穿着典型的卡其布裤子的游猎人，或是脸上带着长辈般一成不变的慈祥笑容的动物园管理者。它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见证新近取得的殖民地斩获的机会，鼓励游客们将动物园这个被支配的世界与建构帝国的现实努力联系起来。在 此过程中，某种意识日渐明确起来，即真实的自然早已被从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抹除掉了。同样被抹掉的还有那些家养的纽芬兰犬、睡鼠以及山下博物馆活泼的法国兔子。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殖民地的战利品和域外的大型动物——狮子、老虎、熊和象。
除了战利品展中的例外情形，家常驯养动物和许多本土物种 也都被清除出了上野动物园的收藏，这里更欢迎来自海外的“珍 兽”“野生”和“外来兽”动物。这些来自异域、体型庞大到让人 过目难忘的大型动物（“猛兽”）强化了一种感觉，即除了在这个 国家乡村的边缘地带还保留着某种淳朴景观外，本土景观几乎都 已被工业化力量驯服或破坏。极少数被保留下来的大型本土动物，比如来自日本东北部和北海道的熊，则被塑造为急需保护的正在 消失的国家自然的象征。与此相反的是，珍稀的外来物种则代表着日本探险者对处女地的征服，或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声望交换。作为权力的展演，这些展览过度渲染了这些特殊动 物的历史，将它们说是被征服地或异国族群的图腾——在这种渲染中，一种都市的“自然历史”呼之欲出。
这种为都市人所拥有的“自然历史”是单向度的而不是多向度的。它将多元的文化、不同的生态和各种动物重塑为一个统一的日本帝国的组成部分，或日本国家成就的象征标志。这种有关统一的虚构叙事，对于诸如日本这样多族群、多成员“国”的 帝国来说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日本帝国如何在它的本土诸岛生成这种认同，我们既需要细究这种虚构叙事的吸引力，也需要细究它造成的损失。这种叙事很大程度上类似宇田川榕庵 的动物（dōbutsu）观念，它将不同的生物收集、组装到一个动物 界的分类王国中来。
帝国动物园也引导它的参观者们去想象一种 仁政秩序。这种秩序超越了对个别领域或个别动物的关注，尽管它也赋予动物的生命结构和意义。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已拥有2亿人口以及这个星球上最富饶的一些地区。它的控制范围包括从中国东北的干草原带到密克罗尼西亚的珊瑚礁，从库页岛的北方森林到台湾岛山峦起伏的雨林。朝鲜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就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 年更是正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就实际情形而言，这个构成复杂的帝国内部也经常充满了分歧，但是动物园和其他一系列政治、法律、军事及文化机构一道，努力掩饰这些分歧，并为这个暴动和抗议成为常态的国家提供一种大一统的感觉。
黑川和后来的古贺努力去弥合在动物园的乌托邦幻象与帝国的粗糙现实之间的鸿沟，以期打造一种受官方认可的在场感和获得感。在上野动物园这个石川不屈不挠、冷酷无情地提倡科学和理性以推动社会进化的地方，他的继任者们则拥抱了动物园的商品本质。在汲汲于此的过程中，他们主持着动物园日常生活的转换，比起帝国盛典的夸耀和排场来说，这种转换更精微也更持久：消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态度渗透进动物园的方方面面。
到20世纪20年代，上野动物园成为一个大众文化的朝圣地，一个有能力和银座的大百货商店或浅草区的娱乐场所争夺大众关注的地方。也就是在动物园，在清晰的政治与不清晰的经济的角力中，生态现代性茁壮成长。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日本帝国在一种血祭的疯狂状态中坍塌不复，但直至今日，上野动物园—如同全球很多其他动物园一样，继续呈现出这种介于好奇心与殖民扩张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曾经是帝国迷梦的驱动源。剧增的参观客流量带来了官方的赞赏。1924 年，在上野动物园从宫内省移交到东京市政厅后，数以万计的大笔资金便注入动物园的预算账户。政府资金有助于将圈养动物转化成为可市场估 值的对象，即被马克思称为商品拜物教的东西。
但是和普通商品不同，这些商品有能力从其活生生存在所带来的感官愉悦中引发 一种更深层的力量，以服务国家的需要。在动物园幕后的财务 账簿上，每种动物各自的标价都被一一落于纸面（出于预算管理的考虑，动物的价码被标注为日元、美元或英镑），但是，这些生物在被公开展示时，则又体现为一种与价格无涉的纯净、取之不竭的价值，这种价值通常被与丰富的殖民地生态联系起来。动 物是“野性自然”的化身，也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自然替代物的象征。这些既鲜活又真实的动物园动物，被当作对包含它们在内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的精神慰藉，提供给普罗大众。
20 世纪早期，在明治时代“文明开化”运动全盛期一度被标榜为启蒙对立面的动物世界—如今与帝国的海外殖民地明确联系起来—被打造成为一副应对文明及其不满的药方。就在日本列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动物们看似成为来自另一个时光的、一种与自然世界保持着更平衡联系的更古老经济模式的物理遗存。这种经济模式据说在日本帝国边缘地带的海外某些地方还有保存。对一些人来说，比如卓越的民族志学者柳田国男，上述变化捕捉到了新的现代秩序带来的精神失落问题。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比如那些在 1924 年掌管着动物园的社会官僚阶层，圈养动物则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媒介，一种外在于现代性生活的自然象征，可以用来应对大量威胁着帝国大都会稳定的“都市问题”。就在接受社会科学训练的政府官员们开始破天荒地想要控制上野动物园的时候，专业的生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则开始从动物园的公共空间中退出。为宇田川、伊藤、田中和其他现代早期自然历史的开创者们所追求的专业区分到20世纪早期已成为社会事实，但是实践生物学和动物学在动物园却又退回到科学万能主义的幕后（一种世俗信仰，提倡科学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石川千代松是最后一位积极安排实验室研究日程的园长。他在1907年离开了动物园管理岗位，开启大学教学生涯。
市政官员们为20世纪早期社会改良的幽灵所萦绕，他们也开始担心东京市民已经处于一种同自然世界疏离的危险境地。管理者们声称，通过打通帝国边缘地带的“野生世界”与“文明” 城市的通道，动物园能够为这种工业化带来的隔阂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殖民色彩的解决办法，而且动物园这种模式还可以没完没了地复制下去。台湾岛郁郁葱葱的雨林有可能被砍光，中国东北的山峦也会被开采殆尽，但是一个人怎么可能耗尽凝视的价值呢？每年都会有上百万的游客站在同一环境中的同一动物面前，被要求体验着同样的情感召唤。动物园里的观众规模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观众本身就足以成为新闻话题。管理者们声称，展览中的动物能够做得更多，而不仅仅是将人们吸引到动物园中来。
黑川在1926年的一份决策参考里认为，动物园能够利用动物在情绪和情感的层面来沟通。它在参观者自觉意识到意识形态之前就已介入。“当人们出于娱乐放松的目的来到动物园看动物的时候，”他指出，“他们会在‘不知不识’的状态下有所收获。”动物园所做的当然不只是向游客们讲授殖民地或自然的历史，它还能够将意识形态再现为自然，将政策伪装为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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